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政府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大学研究机构，《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人手一册，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见解是什么？
何积丰：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有关专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离不开讨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反思，要调整和改造自己的产业结构。
过去，在中国，我们主要是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为主，现在我们遇到了发展瓶颈。西方国家同样遇到了瓶颈，西方国家工人的工资比我们高，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我们的8倍左右。这么高的工资，如果不建立新的生产模式并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生产更高质量、更具优势的产品，是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
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我思考最多的是所谓产业的“再工业化”。我想这其中有3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生产过程的再工业化。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从生产过程开始的。有了蒸汽机，人类摆脱了手工操作的束缚，整个生产组织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在微观上，生产工艺也发生了改变。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人的结构改变了。
据我的观察，我们国内讲的“再工业化”，跟国际上讲的“再工业化”距离太远。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要到2050年才能进入基本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一目标定得已经很高了。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讲经济转型，但怎么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和步骤，好像并没有比较明确的路径，对此，您怎么看？
何积丰：虽然大家都在讲经济转型，但我猜想，不仅是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即使是高层领导和专家，目前也无法清楚地指明到底我们的再工业化应该怎么做。这可能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最危险的问题，弄不好会变成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和造楼运动。两年以前，物联网开始大热，于是建了很多物联网园区，后来，云计算大热，又建了很多云计算园区。弄不好，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一定程度上甚至还会越来越大。
人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非常非常快，而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却非常非常慢。这里，我们检查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行业划分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行业划分的办法，比如机械就是机械，化工就是化工。
而现在西方已经在讲所谓的“纵向产业联盟”，就是把一类产品的上下游相关企业都放在一个链条上，以利益作为驱动。这样，它的产业组织方式与通常的产业组织方式就会不同，对于一类产品，它是把和它有关的上下游企业都集中到一个链条上，形成产业链。
我们现在的产业园区为什么有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是横向的、同类的、竞争关系的。因为是竞争关系，所以产业园区本来应该加以促进的交流也变得不可能了。
记者：您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产业转型和再工业化，我们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
何积丰：实现我刚才所说的3个方面的转变至关重要。首先是生产模式要改变，慢慢从过去那种以行业为纽带的联结方式，转变为跨行业的、以产品和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链模式。这个事情做起来比较难。这种产业链的关键是要有龙头企业作领袖，而且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利益没有冲突，都能够得利。所谓一荣俱荣，把利益捆绑在一起。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有问题，包括园区的组织方式。其次是我们的工艺方式实在太落后了。我们距离国外的数字车间、数字工厂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比如国外有些3D打印机已经不再是产品加工线上的一个工具，它还能够做产品的改进设计，它的功能角色已经改变了。所以它对劳动者的要求也更高了。西方国家现在提出，工人门槛的最底线是接受4年本科再加两年高等技术学校教育。现在我们国家所推崇的高职、高技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国，传感器系统往往是摆摆样子的，生产线上没有几家企业应用传感器。而在发达国家，传感系统已经广泛使用，工业生产线已经能够与工人进行对话。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理解西方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究竟在哪里。也正因此，我们的忧患意识一定要增强。
最后一点是我们企业里面的人员组织结构一定要改变。我看到的一份材料显示，在通用电气，软件工程人员的数量已经占到2/3，可以说通用电气等做的不是数字制造而是数字“智”造。在这一领域，西方国家远远跑在了我们前面。
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朝南走是对的，但怎么朝南走，有哪些要素，会碰到什么困难，却都不是很清楚。众所周知，制造业的再工业化要和信息化结合在一起。那么信息化谁来做？当然离不开搞软件的人，也就是说，制造企业应该大量雇佣软件工程师。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的行业界线过于清晰，学软件设计的学生一毕业，绝大部分都到软件公司去了。
因此，制造业如何实现智能化就成为问题。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学软件出身的年轻人毕业以后不是去软件公司，而是到大企业里从事产品的智能化开发。
我们的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一般招聘的都是“我这个行业”里的人，这种招聘思维其实相当封闭，远远不够发散。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我们现在仍然是“信息不走路，人走路”。本来，信息四通八达以后，人应该可以少走路，但事实却是，人仍然要到各个部门去收集本来可以自己“走路”的信息。比如让派出所出张证明，证明你住在哪里；跑到民政部门出张证明，证明你结过婚；让学校开张证明，证明你是学校的职工。然后，拿着所有这些证明再跑到一个地方去申请点什么事情。而且往往一次办不成，会发现还有证明漏掉没有开。其实，这些数据现在都已经上网，为什么不能实现联网查询呢？所以，我们现在搞新型工业化，一定要把行业的束缚打破，让思路更加开阔一些。
比如，我们应该在园区进行尝试，组织“纵向产业联盟”。如果园区都做不了，跨园区做就会更加难。
事实上，我觉得园区应该形成一种有利于促进产业链对接的合力，使得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得以在这一过程中萌生。而现在我们的园区实际上还是行业园区，比如软件园就主要以软件开发为主。
我总觉得，不应该把园区做成不同公司的累加，彼此之间没有交互、没有促进，企业之所以选择你的园区无非是你的硬件服务比较好。园区应该扮演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主体聚合在一起发生化学变化的作用，园区管理者应该扮演一种促进转化酶的角色。这样就会使一加一大于二。现在的园区提供的无非是硬件条件，还是初级阶段，下一步就是要向聚合反应的方向发展了。
记者：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尤其严峻，您觉得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关？
何积丰：人才培养是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年所有主流媒体都在讨论699万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会这么难。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大学本身没有搞好。
没人要的专业照样在招生。而市场上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高校培养不出来，学生于是被耽误了。
实际上，未来制造业的新方向是数字“智”造，我们一直在讲两化融合，未来制造业的关键是要有数字车间、数字工厂和数字化的工人。其特征就是更加多的机器、更加少的工人和更加多的技术。而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工厂数字化程度很低，设备更新很慢，工人的水平更不用提了，有高职文化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再工业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记者：提到“两化融合”，我们是否应该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产业升级改造的重点？
何积丰：当然应该。
你看，从前，软件都是附送的，但现在软件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值钱了。因为软件开始和关键的制造设备融合在一起了，比如数控机床的控制软件，非常昂贵，它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加工精度。所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软件要附着在制造业的皮上才值钱，也就是说，信息产业必须与其他产业有深度的融合。这是我们国家传统工业改造必须走的里程，先要慢慢走向数字化，然后是信息化和智能化。现在，数字化我们已经慢慢在做，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其实，迈向这两步的技术障碍并不是很大，关键要看产业本身是否有意愿从数字化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
目前，中国很多企业还没有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产业升级改造的重点，在企业的体系结构里面，根本不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其重点，信息化和智能化仅仅是被当作衣服上面的一朵花，有固然好，没有也照样能够生存。
与几年前相比，中国企业现在在技术方面的条件已经强得多了。但主观意识上，许多企业还没有做好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准备。而传统产业如果不经过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洗礼，我们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提得有多高。
记者：对于制造企业来讲，设计和管理信息化与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相比，您觉得哪样更重要？
何积丰：中国企业目前的设计和管理信息化已经比较普及，但产品本身的智能化还很落后。因此，嵌入式软件和工控系统的发展就尤为关键。现在，我们国家最弱的、花钱花得最多的是这两样，比如核电行业应用的控制软件、轨道交通应用的控制软件、高铁里面应用的控制软件，全都是进口的，人家完全能够卡住你的脖子。与此同时，制造智能化的产品，工具首先要智能化。我们现在的智能工具都是买人家的，而且非常非常贵，人家就靠这种办法来卡你。
人没有智能，工具没有智能，总体方案也没有智能，产品怎么可能有智能呢？人没有智能意味着人的教育有问题，既有动手能力又有设计能力的工人凤毛麟角。与此同时工具又是非常落后的，大多数高档数控机床都要依靠进口。而顶层设计当然更没有智能。
没有以上3个智能，产业的智能化又何以实现呢？其实，信息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从宏观到微观的管理都需要信息化。宏观管理的信息化固然不可或缺，但微观上，车间生产的智能化和产品的智能化同样至关重要。
来源：e制造 日期：2013-10-15